校友风采丨于殿利：甘作落红碾入泥，只为书瓣香如故
时节如流，木铎长鸣；薪火相传，生生不息。自北京师范大学建校以来，为国家和社会培养输送了大批优秀人才。一代代学子在校园里治学修身，成长成才，秉承“学为人师，行为世范”的校训精神，走出校园后勤勉笃行，追求卓越，已为各界翘楚。在北京师范大学120周年华诞即将来临之际，我们特别推出系列校友采访文章，宣传母校育人成果和优秀校友事迹，传承母校精神，汲取奋进力量，共同庆祝母校生日。
校友简介
于殿利，北京师范大学历史学院1982级校友。1990年自北京师范大学毕业后，分配至商务印书馆历史编辑室从事编辑工作，历任发行部副主任、主任及商务印书馆副总经理、总经理，现为中国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董事、副总经理，致力于亚述学、出版与文化研究，在中国出版业挥洒汗水三十余年，为书香广溢，甘作落红。
时代的风吹来，旧红拂落，化作春泥；时代的风吹去，新绿茁壮，清香如故。中国出版业绵延不衰，以落红入泥之姿默默滋养着那一抹悠远书香。近年，科技潮涌、疫情袭来，人们读书求知的渴望更胜从前，出版业作为创造文化价值的重要环节，作用愈加凸显。同时，一批投身于出版行业辛勤工作、默默付出的从业者亦相继涌现。而师大的优秀校友于殿利，便是其中一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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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研精学必有得，无心插柳柳成荫
“人，我一定要留下！”
编辑室主任的话令于殿利记忆犹新。出乎于殿利意料的是，他在简历上随意写下的话竟是入职的关键。1985年，攻读北京师范大学世界古代史专业的于殿利确定了亚述学楔形文字的研究方向，并进行拉丁语的学习。当时，商务印书馆译介的作品中最具代表性的是《汉译世界学术名著丛书》，西方古典史学是丛书的重中之重。然而，译作编辑室里懂得希腊语和拉丁语的编辑极为稀缺，这一度使得编辑室的主任十分苦恼。因此，在看到于殿利求职信的最后一行字——“曾学习过两年拉丁语”时，主任当即断言，这人我一定要留下，一定要引进来。于是，在1990年，于殿利正式从一名北师大学生转变为一名商务印书馆编辑。
“这真的是学历史的时候没有觉得学历史好。（当初）没想到学历史让我受益终身。”于殿利在访谈中感慨万千，回忆起高考后选报专业时“无心插柳”的相似经历。
于殿利在高考选报专业时选择十分有限：中文、哲学、学前教育以及历史。虽然与书结缘，但写作并不是他的长项，面对五年制的中文系，他望而生畏。而对于哲学，他的兴趣还处于蛰伏状态。至于学前教育，当时报考的女生居多，留给男孩的余地很小。万般无奈下，他选择了历史。然而，在深入学习历史乃至工作后，于殿利清晰地体会到了历史学习的“后劲儿”。在师大的学习经历使他深知，做历史研究应当避免两种极端：一种是大而化之，不愿意不善于乃至不屑于做扎实的考据考证，绣花工夫不到位，导致成果空洞无物；另一种是只见树木，不见森林，仅限于细枝末节的研究，却无法从整体提炼出有价值的事物。由此，不论做学问还是做工作，他始终坚持从大处着眼、从小处着手，一点一滴地做，踏踏实实地做。
2001年，当时已调入发行部工作的于殿利以“图书上架率”为切入点来透视出版业所面临的问题。他发挥务实精神，提出措施并付诸行动，将发行部的工作越做越好。2002年12月，于殿利凭借不凡的眼界与出色的业务能力，升任商务印书馆副总经理，主管策划部、出版部和发行部等工作。员工向他请教，您这么年轻就坐到这个位置上，有没有什么捷径或者诀窍？他回答道，踏踏实实地把每件事情做好，就能走到你应该走到的位置上，别的没有什么诀窍。
于殿利“无奈学历史”，“随手写拉丁”的经历，均以“偶然的尝试”开端，以“确然的收获”结尾，意外地成为一笔笔人生财富。专于一科，勤奋钻研，以学习夯实未来的基础，方有峰回路转的机遇；充实当下，勿忧未来，以能力拓展未来的可能，才有柳暗花明的回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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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读博学必有益，他山之石可攻玉
2010年，于殿利接手商务印书馆，担任总经理和法人代表。新的岗位对于殿利的业务能力有着更高、更全面的要求，也带来更加复杂的挑战。彼时信息技术的发展冲击着出版业，随着全媒体时代的到来，媒体和产业甚至给纸书划出了死亡期限。眼看楼台将要变平地，于殿利在演讲中自嘲：“我就那么倒霉吗？纸书和出版的辉煌，到我这里就要出现转折了吗？”消极的情绪并不长久，科学技术发展历史启发了他——数字技术只能改变产品的生产和传播方式，改变不了纸书的核心价值，出版的魂依然在——他曾学习的经济学和哲学知识也派上了大用场。
起初接触到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概念，于殿利并不十分明白。但有经济学基础的他并不畏惧。他看了部分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当代著作，又将经典原著钻研了一遍，最终产生了自己的理解。他认为，一个产业的持续发展首先要做到的是持续输出优质内容。然而，现在出版社普遍不知道新时代需要什么样的知识、思想和精神动力，以致供需失衡。因此在改革的大潮中，出版业必须主动做出改变，切准时代脉搏，满足市场需求。于殿利将洞见运用在产业实践上，最终转换为生产力，取得良好的成效，为众多出版社做出了表率。
虽有作为，但于殿利并不自满。在谈及自己的知识积淀时，他强调，大学时期广泛的阅读学习为他打下了良好的工作基础。在室友的推荐下，于殿利选择了一个暑假留校。“那时候上午在绿园种植物、除草；下午很热很晒，我就开始看书。我利用一个假期的时间看了《马克思恩格斯选集》四卷，受益非常大。”这四卷《马克思恩格斯选集》宛如观察世界的新透镜，为于殿利灌注了经济思维和哲学思维。这不仅加深了他对老本行历史学的理解，更草蛇灰线般延伸到了生活和工作当中。他总是被人称赞言语讲道理，文章有逻辑。
如今，于殿利升任商务印书馆总经理已经十年有余了，在指导员工工作时，他同样会提醒员工，要勤问“为什么”，这其实就是哲学思维的运用。在他看来，人离开哲学和经济学寸步难行，哲学和经济学经典的阅读非常重要。“我们要有意识地广泛阅读，每一个学科里最经典的著作看10本。10个学科100本这样的书能奠定你的人生底色，奠定你的思维基础，奠定你的世界观基础。”
不论是身处校园，还是走上工作岗位，于殿利都不曾局限于某一领域。他在精于专业的同时广泛阅读，广博学习，拓宽知识面，开阔眼界，也锻炼了自己的学习能力。他山之石，可以攻玉。延展学习宽度，可以挖掘未来深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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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担当必有我，须作春泥护书香
“我们其实低估了出版业的价值。要论对人类文明发展的贡献，任何一个行业都无法和出版业相比拟。”编辑、发行部主任、商务印书馆总经理，无论身处哪个职位，于殿利都深深认同着自己工作的价值。因一本书成名的作者常有，但因一本书出名的编辑却少见。老编辑常说，想要当编辑，就要有为他人做嫁衣的觉悟。担任编辑时，于殿利未曾觉得编辑一职无足轻重，他说：“编辑是人类灵魂的工程师。”他始终以精雕细琢、精益求精的标准要求自己。担任总经理时，于殿利也未曾对工作有轻慢之心，他说：“用思想推动社会进步是我们出版人的职责。”
一些学术研究著述、小语种类的图书，因其受众面狭窄，在实际销售过程中往往市场反响惨淡，出版方不仅不能盈利，反而还要亏本贴钱，许多出版社因此不能且不敢在这些图书上投入成本。但是，于殿利深知，作为中国现代出版业的先驱、中国历史最为悠久的出版社，商务印书馆的作品不仅传播优秀文化，而且助力国家发展。他毫不犹豫地拍板出书：“如果连商务印书馆都不出，那中国还有人出吗？”他始终坚信，出版的事业是一代人接一代人的事业，是始终与国家和民族的命运紧密相连的事业。它需要一代又一代人，将薪火相传，将星火相传，将新火相传，将迄今为止人类所有现存的研究成果传承下去。
日日风起，年年落红，岁岁书香如故。纸页终有泛黄时，书瓣总有绽放日。落红纷飞里，浓郁香氛中，我们始终看得见，他捧起一本书，静静地、细细地阅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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